龙朔元年（661年）正月，大唐帝国的宫廷里，皇后武则天向高宗皇帝李治提出了一项特别的请求：禁止天下妇女从事“俳优之戏”。这项提议被记载在《旧唐书·高宗本纪》中，成为历史上一个引人深思的片段。
当时的俳优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从事滑稽戏表演的艺人。他们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极其低下，被人蔑视，是供主人戏弄、娱乐的对象。历史文献中有“俳优则上身袒裸，只是下身着裤，从未见有衣冠整齐者”的描述，女性俳优的处境更为艰难，甚至可能面临性剥削的风险。
武则天提出这项禁令时，正是她逐渐掌握政治权力的时期。仅仅三年前，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，不能处理国家大事，开始让武则天处理朝政。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，从最初的“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”，逐渐转变为“专作威福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”。
要理解这项禁令的意义，我们需要了解唐代戏子的社会地位。在当时的等级体系中，戏子属于“下九流”，与婢女、娼妓、乞丐等共同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。他们被视作贱民，不准参加科举考试，不能与“良家”通婚，甚至连衣着乘坐都受到限制。
唐代的戏剧表演主要有两大类：歌舞戏和滑稽戏。滑稽戏在古代称为优戏，是俳优主要的表演形式，其特点包括角色扮演、戏弄讽刺等。这种表演后来发展出更具特色的“参军戏”，以两人表演为主，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，内容多讽刺或戏谑。
女性在这种环境中表演，面临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歧视。在表演过程中，她们可能需要违背当时的伦理规范，比如在舞台上抛头露面，或者扮演有违纲常的角色。这在重视礼教的封建社会里，无疑是对女性尊严的挑战。
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其他政策，会发现这项禁令并非孤立存在。在提出禁止妇女为俳优的同一年四月，武则天还劝阻了高宗亲征高句丽的计划。这表明她已经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武则天在女性权益方面有一系列举措。她允许宫女每年与家人见面，后来甚至让宫女读书并放部分宫女回家。她还改革了后宫制度，将嫔妃制度改为女官制度，为女性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。
武则天本人对礼制改革的贡献也不容忽视。她提出“子父在为母服三年”，也就是子女在父亲健在时应为母亲守孝三年。这在当时是提升母亲地位的重要举措。她还主持了封禅大典，在祭皇地祇的仪式中由皇后主持，打破了以往由男性大臣垄断的局面。
在社会风气方面，武则天时代也带来了一些变化。史料记载，唐高宗时代女性需要穿戴遮蔽全身的帷帽，而“则天之后，帷帽大行，幂旂渐息”，女性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变得更加开放。
从更广阔的视角看，这项禁令是武则天整体执政理念的一部分。她掌权期间，推行了不少改革措施，如开创殿试、武举，奖励农桑，改革吏治等。这些改革展现了她试图打破传统束缚、建立新秩序的努力。
唐代的俳优表演虽然地位低下，但对后世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从俳优的优戏发展而来的参军戏，被认为是后世戏曲和相声的重要源头。参军戏中的“参军”和“苍鹘”两个角色，与现代相声中的捧哏和逗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当时的社会观念中，戏子被视为不务正业的贱民。他们不懂农事不事生产，被官府排斥在“士农工商”四个主要阶层之外。这种观念的形成，与古代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皇室对艺人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。史料记载，“唐皇室对家伎的许可始于中宗朝，唐玄宗进一步放开对女乐人数的限制”。这表明在武则天之后，相关政策又发生了变化。
从现存史料来看，武则天的这项禁令可能只是她整体政策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它折射出这位女政治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。她既试图保护女性免受某些行业的剥削，又通过其他政策提升女性地位，这种复杂的立场体现了历史人物思想的多元性。
唐代社会对俳优的歧视并非特例。在古代社会，表演艺术工作者普遍地位不高。正如欧阳修在《伶官传序》中所写：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岂独伶人也哉！”这句话反映了古代士大夫对伶人职业的偏见。
回到禁令本身，我们需要看到其中的多重含义。一方面，它限制了女性从事某种职业的自由；另一方面，它可能确实保护了一些女性免受当时俳优行业可能带来的伤害。这种保护主义的态度，与武则天其他提升女性地位的政策形成了呼应。
在唐代，俳优的表演虽然受到歧视，但也在不断发展。从最初的优戏，到后来的参军戏，表演形式逐渐丰富。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市民文化的活力。
武则天这项禁令的长期效果如何，史料记载有限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，去了解唐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和艺术生态，也让我们思考女性统治者面对性别问题时可能采取的复杂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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